霍华德·马克斯最新备忘录全文: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中)

王小冠 / 2019-03-04


来源:云锋金融

反资本主义

相比加征关税,更令我担忧的是:反资本主义情绪日渐滋长。近年来政治界的一大趋势是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虽然民粹主义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在本备忘录中,它的定义是:一种在与特权精英阶层的斗争中支持平民阶层握权的政治哲学。关于将民粹主义摆上政治祭坛的战略,我认为应该再补充一句:它利用了“平民阶层”对 “精英阶层”的极度不满情绪

多年来,民粹主义一直在欧洲不断发展壮大,通常与政治权利相挂钩,并且往往饱含对经济、自由与城市精英的不满。它经常伴随着权威主义,让富有感召力的铁腕人物宣称能够保护 “人民”免受威胁困扰,比如移民问题。同样,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赢得大选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可归功于民粹主义。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农村地区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选民对城市支持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文化精英的不满,以及对破坏现状的社会及人口趋势的不悦,这也是右翼的部分体现。

但正如20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以及其后的情况显示,左翼出现了另一波民粹主义的热潮。最令我担心的是,民众不满的重点对象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2016年总统初选期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是,民主社会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取得的成功。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顿发起挑战,后者是民主党领导人的继承人,也是最终被选中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通过强调经济公平与金钱对政治的侵蚀(尤其是来自企业的资金),以及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对选民作出的承诺,桑德斯获得大量拥护,成为希拉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继桑德斯之后,“进步派”民主党或左翼民主党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我预期进步派在未来几年可能获得强大势力。他们将在2020年的初选中强势登场并影响候选辩论。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初现端倪,因此我也在本文中特别指出.再提一个可能不大相关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在去年纽约皇后区举行的民主党国会初选上,极左翼议员奥卡西奥·科特兹击败了连任十届的中左翼国会议员乔·克劳利。克劳利在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中排名第四,被认为很可能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最终接班人。但事与愿违,他最终败给了奥卡西奥·科特兹:当时的她28岁,仿佛故事书里走出来的角色,她从小接受工人阶级的教养、学业优异,还从事着酒保和服务员的工作。她一直醉心政治,过往从未当选。不过她最终成为了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女议员。自那以后,她表现坦率而直言不讳,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立法者却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奥卡西奥·科特兹与桑德斯一样,都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员,并且十分乐意地为自己绑上“激进”的标签。《纽约客》的一篇题为“可能的左翼”的文章中引用了她的话:

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后期的危机中,大家每周工作六十至八十小 时,却难以养家糊口。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经济上的错位。这就是人们欢迎变 革的原因。—— 于 2018年 7月 23日发表 

还有一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茱莉亚·萨拉查,她在“奥卡西奥·科特兹的热烈支持下”于去年击败了民主党在任议员,赢得了纽约州参议院的选举。同一篇文章中也载有她的言论,令我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民主社会主义者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压迫性,需要积极努力将它消除,并赋予工人阶级与社会边缘化群体应有的权力。” 

不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真的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吗?值得庆幸的是,文章接下来的内容相对温和一些: 

《异议》杂志的联席主编、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卡津,曾表示:“在美国历史上,激进左派的主要作用就是将自由派与进步派推向左派,这就是它会造成的影响。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们会对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 7月份,《纽约时报》对民主社会主义者议题的探讨如下: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主持人斯蒂芬妮·鲁尔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问道,当时播出的背景图片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既“非社会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对社会保障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有着特别的钟爱之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本身既接受又拒绝这种友好的定义,宣称它“为今天的改革而斗争”,但仍试图推翻“由私人利益与异化劳动所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当今天的左翼分子谈论社会主义时,他们指的是像瑞典和法国那样的情况,国 家提供超长的产假及全民医疗,或是指美国近期已失去的东西:稳定的工作、 工会权力、对人类福祉的集体投资。—— 于 2018年 7月 22日发表 

奥卡西奥·科特兹和萨拉查的当选未必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因为她们都来自纽约市,并属于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相当大,且极端主义不太可能成为她们竞选的障碍。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众当中涌动的一些趋势。根据上文引述的《纽约客》文章:

201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18至29岁年龄段的人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资本主义的支持率出乎意外的低。其中51%的人反对资本主义;33%支持社会主义。后期进行的调查显示,51%的人“对未来感到担忧”,而仅20%对未来充满希望。

78%拥有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依靠薪水生活;而接近一半人的储蓄低于400美元。

90%出生于1940年代的人收入超过他们的父母,符合美国人相对传统的预期; 但对于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已下降至50%。当然,也许这一代人还太年轻,收入还不够高。

这些是奥卡西奥·科特兹所提及的错位趋势,也是对资本主义不满的来源,进而催生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义。在我看来,二战后的60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日益繁荣,普遍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几乎所有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人们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解决方案。尽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足,但大部分人都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生活水平上升,贫困率下降。因此,当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称颂自由市场的功效与伟大之时,全世界无不为之欢呼。 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而且当前的趋势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1. 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战后期间的水平 
  2. 全球化和自动化给特定群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3. 高等教育或手持现金变得越来越重要 
  4. 由于上述第 2点和第 3点,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加剧

简言之,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不如从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处境和前景感到不满。他们的不满情绪汇集成民粹主义,需要一个宣泄对象,而资本主义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我想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左翼的影响力预期会不断上升,并将影响2020年的选举周期。左翼民主党候选人将开始挑战党内的温和派,而后者将被迫调整自己的论调,从而与前者一较高下。这种局面现在已经开始了。从下面两位突出的民主党人提交的两项拟定方案,尤其可以看出:

  •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布成为2020年总统竞选候选人,她提交了《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法案》。其中两项条款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型企业的注册成立问题将上升至联邦政府层面。法案规定,这些获得联邦特许的公司将必须考虑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投资者到雇员,从客户到社区等等,都需要加以考虑。如果这些群体认为某企业违反了其应尽的义务,他们随后可以提出诉讼。参议员沃伦提交的法案规定40%的董事应由雇员选举产生。——摘自2018年9月24日发表的《金融时报》 

  • 此前多次被认为有望竞选总统的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也提出了相关主张的法案:

《员工股息法案》规定,回购股份的公司还必须向员工们支付一笔金额,数目相当于回购总价值或超过 2.5亿美元部分总利润的50%,以较少者为准。—— 摘自2019年1月10日发表的《Vox》报刊 

当然,我绝不是为股票回购辩护,也无意批判在董事会设置劳工代表。但我所反对的是,第一、未来将由政府决定企业的运营方式;第二、企业将大部分经营利润分配给企业所有者以外的群体

将企业的一部分资金转给员工,或者让员工加入企业董事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显然,前者好比是跟股东说,“虽然你自己以为通过持股拥有公司,但实际上你的所有权形同虚设。” 股票回购是一种将资本返还给企业所有者的方式。那为什么要将同等数目的金额支付给员工? 难道下一步要说,“不管一家企业何时派付股息,都得向员工支付同等数目的金额”?这是不是等于说,“员工拥有一半的企业资本”?后果可想而知:如果成立一家企业后,员工可以 凭白拥有一半的企业利润,那日后还有谁会想创办企业呢?

那么,要求让员工加入董事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企业董事的职责是代表其股东。要求40%的董事由员工担任,本质上也说明股东并非完全控制企业。如果由员工担任董事,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呢:是企业及其股东、或是劳动者?他们为谁的利益工作?例如,如果有机会通过投资自动化来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那么,作为员工的董事将如何投票?

这会促使企业需要考虑多方利益。而目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董事的职责是为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作出“商业判断”。他们将如何同时服务于企业及其所有者,还同时平衡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利益?如果因某一群体的利益是否超过另一群体的利益引发诉讼问题,试想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法院将如何决定多个利益群体是否按照适当的比例获利?

我想将进步派政治家和资本主义倾向不那么明显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然后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在过去几百年里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及民众拥有更好生活水平的原因是什 么?简言之,美国发展冠绝群雄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民族更优越、更聪明、更出色、更高尚或更应该取得进步。相反,我认为应该归功于美国的民主、自由以及更为灵活的社会和金融架构。但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体制、经济激励、私有财产所有权、个人经济机会,以及政府极少干预经济等因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经济制度,因为在追求经济成功的过程中,各人的表现存在差异,加上运气问题,自然有人会更成功,有人失败,也有人取得极为辉煌的成就。很显然,资本主义制度为我自己带来诸多利益,所以人们可能认为我的观点带有偏见。不过,我十分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为我们的社会整体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为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最好的评价莫过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谈到民主时所说的一句话:

没有人会假装说民主是完美或全能的。其实,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它确 实比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其他政治体制要好。 

同样,我深信,即使资本主义是最坏的经济制度,但还是比其他所有制度要好。没有其他经济体(尤其那些被政府集权控制的经济体)能实现美国当今的发展高度,并赋予个人广泛的自由度。而且,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像美国这样创造如此多的发明与创新,不断推出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

我并不主张企业行为不应受约束。企业不应该不择手段地取得成功,也不应进行不公平竞争,出现反社会行为,或为追求利润做伤天害理之事。因此需要有法律、法规以及对兢兢业业的董事的主动监管制度来监督企业行为。我还认为,社会领袖应当鼓励企业坚守道德,并自愿地为创造更美好的社区而努力。但是这必须是在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框架内实现,而不是去推翻这个框架。此外,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保障体系,对社会上的低收入弱势群体施以援手。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经济激励和良性竞争让国家取得成功,但我不赞成纯粹的 “物竞天择”或者“适者生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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